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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電商發展難在哪里?團伙職業“打假”灰色利益鏈難解

  中新網福建新聞12月31日電 (記者 呂巧琴 葉茂)隨著互聯網的日益普及,中國農村電子商務蓬勃發展,為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不斷注入新動能,也給越來越多的普通農民提供了致富的可能性。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從2014年的1800億元增加到1.7萬億元,規模擴大8.4倍。

  農村電商從無到有、快速勃興,但也應看到,盡管農村電商方興未艾、前景廣闊,但現階段還存在不少難點。如,現實中存在的“職業打假人”群體,他們寄生在各大電商平臺,以打假之名,進行惡意索賠,為電商發展帶來不少阻礙。

  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5990號建議的答復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見》等,提出“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對惡意舉報非法牟利的行為,要依法嚴厲打擊”。

  這些《意見》的提出,是否能推動法律法規對“職業打假人”這一群體作出明確規定?又是否能遏制惡意索賠現象?難點又在哪里?

  團伙集中下訂單惡意索賠

  “45瓶大概要賠85500元,你以為你生意那么好?全是同行!

  在某電商平臺入駐的商家客服小于(化名),收到這樣一條信息時,頓時懵圈。后知后覺的她,發現遇到了職業索賠團伙。

  11月23日-26日,小于接連收到10名消費者下單購買商鋪的一款產品,共計45瓶,收件人分散全國9個省份。

  “當時覺得有這么多訂單,還挺高興!毙∮诮赵诟=▽幍率邢蛴浾呋貞浄Q,11月26日,一名消費者咨詢量多是否有優惠,在得知產品已售罄沒有優惠后,即發送了上述帶有威脅意味的言語。

  在意識到是團伙惡意索賠后,小于立即通知商家聯系快遞截停還未接收的包裹。然而,“麻煩”還是接踵而至,兩名消費者接連以質量為由糾纏索賠,并在簽收快遞兩小時內,即以相片、視頻以及起訴書,不斷要求小于解決和賠償20900元。

  “剛入駐平臺,就碰上這種事,真的有些不知所措,心理壓力太大了!毙∮谡f。

  “老電商”談團伙“打假”牟利

  在寧德市長期從事電商的張女士(化名),對于“職業打假人”也是不堪其擾。

  “不斷被專業的打假團伙騷擾,最高一次賠了8萬多元!睆埮繜o奈說,這些團伙會專門瞄準新店的“經驗不足”,通過注冊“馬甲號”,在購買產品后以各種理由對商家進行惡意訛詐,甚至有很多大學生參與其中。

  記者從小于提供的收件清單中看到,不少收件人的地址均為職業技術學院。

  張女士稱,如置之不理,工商在處理該類事件中,往往會將企業列入經營異常名錄,有時最終以賠償妥協;但妥協之后,這些團伙又會覺得有機可趁,找各種空子和理由來繼續敲詐。

  “從事電商這些年,人性的黑暗、貪婪以及價值觀的扭曲,令我感到異常疲憊!睆埮拷ㄗh,在完善自身的同時,相關職權部門不要單純地以罰代管,加大力度打擊職業團伙“打假”,更好地優化電商的營商環境。

  最高法:逐步限制牟利性打假

  網絡購物快速發展的同時,職業打假的負面影響逐步顯現,偏向以牟利為目的,甚至形成灰色產業鏈,擾亂正常的市場秩序和營商環境。

  福建麥博律師事務所向記者提供的一份《大數據報告》顯示,自2008年至2020年12月7日,Alpha案例庫共檢索到有關職業打假人的案件12075件。其中,2014年至2017年呈現急劇增長,2017年達到頂峰3131件,后呈逐年下降趨勢,2020年為1243件。

  福建麥博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陳玉潤表示,最高法的一份《答復意見》是有一定的指導意義,雖然還沒有上升到法律法規的程度,但在司法實踐中,對職業打假案件數量的減少起到了一定作用。

  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發給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辦公廳的答復意見中,最高院首次表態:可以考慮在除購買食品、藥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

  “職業打假人與正常消費者案件的區別主要在于審理和判決階段!惫盘锟h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陳蕊表示,審理階段可從原告一段時期內是否訴有多個類似“打假”案件等,判斷是否屬于職業打假案件;若能確定,則其向經營者主張的懲罰性賠償失去前提條件,將不被法院支持。

  行政部門陷“兩難”境地

  然而,相關行政部門在受理“職業打假人”案件的過程中,卻存在著“兩難”的境地。寧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消?瓶崎L谷依壽稱,作為行政部門,不能區別對待舉報人,有舉報就必須受理,消費者憑一個電話或照片視頻即可投訴,投訴成本太低。

  據統計,今年來寧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共接到有關網絡商品交易的投訴1336件,其中食品的投訴約占70%。在寧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副局長王暉看來,職業打假人成團伙、成批量,就是利益的驅使。

  對于“職業打假人”,王暉是又“愛”又“恨”。他說,“職業打假人”在一定程度上協助執法部門查處了一些違法行為,但他們是以盈利為目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消費者,投訴舉報大多都是輕微問題,占用了大量的行政資源。

  對于“職業打假人不是真正的消費者”一說,陳玉潤也表示認同。她指出,消費者是付出金錢以得到對價的商品或服務,且不含獲利或牟利的心態在內;因此消費者的定義要狹義再狹義,不能擴大解釋,這樣才能更好地保護更多的消費者。

  王暉表示,針對輕微問題的投訴,執法部門已建立容錯糾錯機制,不一味地以罰代管,而是要求企業整改到位;但希望國家能出臺相關規范性文件,進一步規范投訴舉報行為。

  多方努力凈化網絡空間

  職業打假愈演愈烈,又該如何凈化網絡空間、優化營商環境,倡導誠實理性的互聯網交易秩序,讓互聯網經濟在法治軌道內健康運行?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2017-2019年涉職業打假網絡購物合同糾紛案件審判白皮書》建議,立法區分職業打假人和普通消費者維權,明確職業打假人的法律地位和定性,劃定職業打假的邊界。

  同時,將索賠數額控制在一定范圍內,確定一個合理的賠償標準。在發揮職業打假人“森林啄木鳥”積極作用的同時,又有效遏制濫用訴訟、惡意維權現象的發生,實現鼓勵打假、凈化市場、規范行為的有機統一。

  王暉建議,作為企業,要落實好其主體責任,保證銷售產品合法合規;作為電商平臺,要對入駐產品盡到嚴格把關的責任,減少“職業打假人”可鉆的空子;作為監管部門,要加大日常網絡巡查和監控力度,規范市場秩序。

  陳玉潤建議,在加強自身建設的同時,通過電商行業協會和監管部門建立溝通交流通道,并通過數據分析推動政府主管部門出臺相關規范性文件;聯動打造維權平臺或機構,避免企業孤軍作戰,以更好地、合法地維護企業自身權益。

  因地制宜發展好農村電商,最終還在于人。有業內人士指出,“電商能力”也應成為基層治理者的“幾把刷子”之一;實現從簡單賣貨到創新發展,有賴于基層治理者自覺提升能力素養,也需要縣鄉機構有針對性地加強培訓、提供幫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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